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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史之完整调查
I. 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概念基础与早期萌芽
本章旨在确立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与核心原则,并追溯其知识谱系,探寻那些虽未被明确冠以“应用”之名,却为该学科后续发展奠定基础的早期音乐学术及实践形态。
A. 定义应用民族音乐学:核心原则、目标与“难以界定性”
应用民族音乐学被广泛定义为将民族音乐学的知识与研究付诸实践,应用于学术及非学术的多元情境中,这些情境包括教育、文化政策、冲突解决、医学、艺术项目策划以及社区音乐等领域 1。美国民族音乐学会(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 SEM)的应用民族音乐学分部(Applied Ethnomusicology Section)强调将学术研究与实际追求相结合,致力于成为该学科面向公众的“代言人” 2。
尽管目标明确,但为应用民族音乐学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却颇具挑战性,甚至被认为是“难以界定的” (elusive) 2。该领域的成员们从不同角度阐释其内涵:“既为了知识本身,也为了以建设性的方式应用这些知识”、“通过我们的工作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赋权个体与社群”,以及强调其“倡导与社会公正的面向” 2。这些多元的表述凸显了该领域受社会责任感驱动的多面性及不断演进的自我认知。杰夫·托德·蒂顿(Jeff Todd Titon)将其定义为“为了社会改良、文化福祉、经济优势、音乐惠益或这些因素的结合,而在社群中将民族音乐学付诸实践” 3。此定义着重于社群效益与实际成果。国际传统音乐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 ICTM)的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也呼应了这一观点,指出它“是一种以社会责任原则为指导的方法,它将拓展和深化知识与理解这一通常的学术目标,延伸至解决具体问题,并在典型的学术语境之内及之外开展工作” 4。这一定义常被哈里森(Klisala Harrison)等人引用,强调了其积极主动和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特性。
这种定义的“难以界定性” 2 并非学科的弱点,反而反映了其动态、应变和依赖具体情境的本质。这表明该领域优先考虑的是适应多元化的社群需求,而非固守僵硬的理论边界。多重且互有重叠的定义,如“将音乐付诸实用” 1、强调社会责任和实际问题解决 3,以及实践者们提供的多样化阐释 2,均表明“应用”的具体形态是由特定的问题、社群和期望成果所塑造的。这种灵活性是其优势所在,使其能够介入从文化保护到冲突调解等广泛议题。贯穿其中的共同主线并非单一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共通的参与和社会改良精神。此外,对“社会责任”和“倡导”的明确强调 2,标志着与早期那种更为疏离的音乐学术形态相比,在伦理层面发生了显著的演进。这预示着研究者角色从观察者向积极参与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向倡导者的自觉转变。早期的民族音乐学(及其前身)侧重于搜集和分析 6,虽然具有价值,但往往缺乏对源文化社群直接益处或伦理影响的明确考量。当代应用民族音乐学定义中对“社会责任” 4 和“倡导” 2 的强调,可以被视为对历史上学术界超然姿态和潜在剥削行为批判的一种习得性回应。这种转变意味着对权力动态的更深层介入,以及致力于运用知识带来切实的积极改变,超越单纯的理解,迈向积极的干预。
B. 先驱:从比较音乐学、民俗学到早期民族志实践
民族音乐学的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比较音乐学”,最初主要关注非西方音乐 6。这一早期阶段涉及音乐的搜集与分类,常带有进化论或传播论的视角 7。民俗学者是重要的先驱,他们自19世纪起便在欧洲和美国致力于保存和研究民间音乐 6。奥斯卡·科尔伯格(Oskar Kolberg)从1839年开始搜集波兰民歌,被视为早期的民族音乐学家之一 6。
这些早期的搜集项目往往受到“音乐民族主义”、对文化消亡的忧虑以及为民族艺术音乐风格奠定基础的愿望所驱动 6。这种内在的“应用”动机——文化保存与国族建构——是当时的一大推动力。在北美,20世纪初的民俗学会致力于搜集旧大陆民歌和美国原住民音乐,美国教育部甚至发起了“抢救民谣和民歌”的任务 6。弗朗西斯·丹斯莫尔(Frances Densmore)自1893年起对美国原住民音乐的研究,包括为美国民族学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进行的系统性研究,便是这一时期的例证 9。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激发了欧洲人对其他文化音乐的兴趣,卢梭(Rousseau)、伯尼(Burney)和阿米奥(Amiot)等人记录了东亚和新大陆的音乐 7。让-雅克·卢梭甚至呼吁建立“比较音乐学” 8。这一时期反映了早期(尽管常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对全球音乐多样性的接触。菲利普·博尔曼(Philip Bohlman)将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史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他引用蒙田(Montaigne)1580年关于美洲印第安人音乐的文章作为极早期的民族音乐学记述 8。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宇宙音乐学》(Musurgia universalis, 1650)也系统地探索了全球音乐 8。
民族音乐学先驱们的“应用”冲动,往往与当时主流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理解这一历史背景对于认识后来应用民族音乐学内部发生的伦理转向至关重要。早期的搜集工作与“音乐民族主义”及“民族自决理论”紧密相关 6,而欧洲早期关于非西方音乐的著述则与殖民扩张和启蒙时代对“他者”的分类相关联 8。尽管这些努力保存了珍贵的音乐遗产,其动机和方法却受到所处时代权力动态的塑造。当代应用民族音乐学强调社群伙伴关系和去殖民化(详见后文),可以被视为对这些早期、有时存在问题的“应用”形式的批判性回应和演进。此外,“抢救”或“保存”音乐的行为 6 是早期工作的一个核心主题,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干预姿态,是当代应用民族音乐学中更为自觉的“解决问题”取向的先声。然而,在这些早期实践中,源文化社群的主体性和协作角色往往不那么核心。“抢救任务” 6 的措辞暗示着外部行动者对一个被视为濒危的文化进行干预。虽然其意图可能是保护性的,但这与当代应用方法(如参与性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 10)存在显著差异,后者强调社群共同定义问题和解决方案。这一历史轨迹显示了从一种更具家长式作风的“应用”形式,向追求平等伙伴关系和赋权的演变。
II. 一个分支学科的出现与定型(20世纪中期)
本章将详述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独立学术领域开始形成的时期,以及其应用分支的具体倡议和发展如何变得更为明确。
A. 查尔斯·西格的远见:对“应用音乐学”的呼吁
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是美国音乐学界的杰出人物,早在1944年,他就发出了发展“应用音乐ology (applied musicology)”的呼吁 12。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标志着在更广泛的音乐研究领域内,一股朝向实践应用的自觉推动力量开始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远在西格正式提出这一呼吁之前,许多研究者早已在从事各种应用性活动 12,这突出表明实践往往先于理论的正式构建。
西格在1944年的呼吁 12 可以被解读为对音乐学术超越纯粹学术追求、承担社会责任和发挥潜能的早期认知。它预示了后来应用取向更为广泛的采纳。20世纪中期是全球剧变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二战后)。西格的呼吁可能反映了一种新兴的意识,即包括音乐学在内的学术学科可以也应该为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做出贡献。这一洞见将西格定位为不仅仅是一位音乐学家,更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他倡导其学科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现实意义,为日后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奠定了早期的思想基础。
B. 美国民族音乐学会(SEM)及其应用民族音乐学分部的角色
美国民族音乐学会(SEM)成立于1954年 7,标志着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式化的关键一步。其后,SEM内部成立了应用民族音乐学分部,致力于“在各种情境中将音乐付诸实用”的工作 1。该分部积极组织专题讨论、促进学术联系,并为应用工作的理论、方法和项目提供交流平台 2。玛莎·艾伦·戴维斯(Martha Ellen Davis)于1998年在SEM内部共同创立了应用民族音乐学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应用民族音乐学分部 13。她于1992年发表的文章《民族音乐学中的职业、替代性职业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Careers, Alternative Careers‚ and the Unit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thnomusicology) 在指导学生探索传统学术界以外的职业选择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13。然而,最初,SEM的创始一代对应用民族音乐学评价不高 (held in low regard) 3,这表明在其更广泛的学科内部,应用分支曾为获得承认和合法性而经历过一番挣扎。
SEM内部应用民族音乐学分部的建立 1,标志着在学科主体内将应用工作合法化和制度化的关键一步。它为那些以往可能在学科边缘活动的实践者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平台。SEM创始一代最初对应用工作的“低评价” 3 表明,早期民族音乐学的主要焦点是通过传统研究和学术成果来建立其学术信誉。应用民族音乐学分部的后续成立,则显示了后继一代学者成功地推动了学科范围的拓展,并将实践性参与视为民族音乐学探索中一种有效且有价值的形式。这反映了该领域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内部演变。此外,应用民族音乐学分部的工作,包括赞助关于替代性职业的研讨会 14,直接回应了民族音乐学者的实际就业关切,特别是年轻学者,并帮助弥合了学术训练与现实世界应用之间感知到的差距。这些研讨会被认为对关注学术就业前景的学生具有吸引力 14。这表明该分部不仅在理论化应用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在展示其作为职业道路的可行性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务实的功能可能极大地促进了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成长和被接受程度,因为它显示了其与民族音乐学者职业生涯的相关性。
C. 挑战学术与应用的二分法
一个长期存在的谬误是认为应用民族音乐学与学术民族音乐学相对立 14。杰夫·托德·蒂顿认为,这种错误源于将应用民族音乐学
是什么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在哪里就业相混淆 14。蒂顿断言,民族音乐学者无论是否受雇于学术机构,都会进行学术研究和应用工作。事实上,从全球范围来看,从事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中,学术界人士多于非学术界人士 14。这种错误的二分法因大学内部的体制文化而固化,在这些文化中,研究和学术成果往往比应用工作或教学更受推崇和奖励 14。尽管学术讨论相对较少,但应用研究在该领域实际上占据核心地位且重要性日益增加,大多数民族音乐学者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都曾应用过他们的学术训练 12。
关于“学术与应用”二分法的争论 14,从根本上讲是关于何为合法的学术活动以及民族音乐学者社会角色的界定问题。挑战这种二分法,是拓宽何为有价值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范围的一种尝试。蒂顿的论点 14,即就业地点与工作性质无关,直接挑战了那些通常优先考虑在大学环境中产生的理论成果的传统学术等级制度。“从事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中,学术界人士多于非学术界人士” 14 的论断进一步瓦解了“应用”仅仅是“象牙塔”之外人士专属领域的观念。这场持续的讨论反映了一种推动力,旨在实现对学科更为整体和综合的愿景,其中理论与实践被视为相辅相成。学术界内部对应用工作的制度性贬低 14,尽管其实际上相当普遍 12,却可能减缓了其正式整合和获得承认的进程。这表明,应用民族音乐学领域发生的“并非寂静的革命” (not-so-quiet revolution) 10 不仅涉及实践层面的变革,也包含对学术体制规范和奖励体系的挑战与转型。如果研究型大学在终身教职评定和声望构建方面优先考虑传统学术成果 14,那么从事应用工作的学者可能会面临职业发展上的不利。这就为应用民族音乐学在学术部门内的全面繁荣设置了系统性障碍。因此,这场“革命”意味着为争取承认、资源以及重新定义学术影响力而进行的斗争,这种影响力要超越传统的学术出版物,扩展至基于社群的成果和社会变革。
III. 拓展与多元化:关键思想家与演进中的实践(20世纪末 - 21世纪初)
本章将聚焦于那些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国际网络的成长,以及对社会参与的日益强调。
A. 先驱之声:杰夫·托德·蒂顿、斯凡尼博尔·佩坦、克丽萨拉·哈里森及其同时代人
多位学者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推广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杰夫·托德·蒂顿被誉为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先驱 10。他参与合编的《牛津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Ethnomusicology)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10。他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定义强调社群福祉 3,并通过其博客文章批判性地探讨了学术与应用的二分法 14。其工作亦涉及应用民族音乐学中的可持续性问题 17。
**斯凡尼博尔·佩坦(Svanibor Pettan)**是卢布尔雅那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及系主任。他不仅是《牛津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的合编者之一 10,其研究领域还包括音乐与冲突、少数族裔及应用民族音乐学 4。他创立了ICTM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 19。他的应用项目包括“阿兹拉”(Azra)项目(关注波斯尼亚难民与挪威学生,集研究、教育、音乐创作和人道援助于一体)和“科索沃罗姆人”(Kosovo Roma)项目(旨在彰显罗姆音乐家在冲突前所扮演的融合角色,以助其在冲突中实现文化与物质生存)13。
克丽萨拉·哈里森的研究聚焦于音乐与不平等(健康、气候变化、贫困)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北极和北美地区 21。她对应用/行动主义民族音乐学(applied/activist ethnomusicology)进行了理论探讨,特别是在价值观方面 5。她参与合编了《应用民族音乐学:历史与当代方法》(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4,并著有《市中心东区的音乐:城市贫困中的人权与能力发展》(
Music Downtown Eastside)一书,该书探讨了通过音乐在城市贫困中促进人权和能力发展的问题 21。她还曾用英文和中文编辑过关于该领域的专著 21。
此外,诸如玛莎·艾伦·戴维斯等人物 13,在SEM内部将应用民族音乐学制度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些关键人物的工作清晰地展示了一条从定义和理论化应用民族音乐学,到通过多样化、具影响力的项目积极实践,并培育国际学术网络的轨迹。他们不仅是学者,更是积极的变革推动者。蒂顿的定义性工作和对二分法的批判 3 奠定了理论基础。佩坦建立ICTM研究小组 19 及其冲突解决项目 13 则显示了向国际合作和直接干预的迈进。哈里森关于音乐与贫困、健康等社会问题的研究 21,加之其对行动主义民族音乐学的理论贡献 21,体现了严谨学术与社会承诺的融合。他们的学术生涯共同勾勒出应用民族音乐学从一个初步构想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实践与理论领域的历程。
由这些学者主导编辑的重要文集,如《牛津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 10 和《应用民族音乐学:历史与当代方法》 4 的出版,在全球范围内巩固、合法化并传播了该领域的知识与实践。这些手册被誉为“里程碑式的” 10、“界定该领域的” 15 并汇集了“以往分散的知识” 4。这表明学界有意识地努力构建学科经典,建立理论框架,并展示应用实践的广度。此类出版物对于任何学术分支学科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吸引新的学者并为未来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基础都至关重要。其国际化的作者阵容 4 进一步凸显了正在培育的全球影响力和相关性。
下表总结了在应用民族音乐学发展过程中的部分关键人物及其贡献:
表1:应用民族音乐学发展中的关键人物
学者 | 主要影响时期 | 核心贡献/思想 | 主要著作/项目 | 相关文献来源 |
---|---|---|---|---|
查尔斯·西格 | 20世纪40-50年代 | 提出“应用音乐学”概念,早期倡导实践应用 | “应用音乐学”(概念) | 12 |
杰夫·托德·蒂顿 | 20世纪80年代至今 | 挑战学术/应用二分法,可持续性,现象学方法,合编《牛津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 | 《牛津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博客文章“音乐、公共利益与民族音乐学实践” | 3 |
斯凡尼博尔·佩坦 | 20世纪90年代至今 | 音乐与冲突,少数族裔,创立ICTM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合编《牛津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 | “阿兹拉”项目,“科索沃罗姆人”项目,《牛津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 | 4 |
克丽萨拉·哈里森 | 21世纪初至今 | 行动主义民族音乐学,音乐与不平等(健康、贫困、气候变化),价值观伦理,参与性行动研究 | 《市中心东区的音乐》,合编《应用民族音乐学:历史与当代方法》 | 4 |
玛莎·艾伦·戴维斯 |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 | 在SEM内推动应用民族音乐学制度化,替代性职业 | 共同创立SEM应用民族音乐学委员会,文章“民族音乐学中的职业、替代性职业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 13 |
B. 国际合作的增长:ICTM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
国际传统音乐理事会(ICTM)的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得以建立,斯凡尼博尔·佩坦是创始主席之一 19。首次研讨会于2008年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举行,汇集了来自16个国家的专家 4。该研究小组旨在倡导运用民族音乐学知识影响社会互动和文化变迁的进程,通过学术会议、项目、出版物和通信等方式,充当持续合作的平台 22。研究小组内部的“对话圈”(Talking circles)被构想为围绕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具有思想差异和现实意义的议题进行思想交流的会议,这些讨论促进了该领域在国际层面上的快速发展 20。《应用民族音乐学:历史与当代方法》一书 4 便基于该小组的首次研讨会成果。
ICTM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的成立 4,标志着该分支学科显著的国际化进程,超越了主要以北美或SEM为中心的讨论,并培育了一个全球性的实践者网络。ICTM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其首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专家 4,这凸显了国际社会对应用工作的广泛兴趣。这一国际平台使得来自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多元视角、方法论和经验得以交流,极大地丰富了该领域,其广度远非单一国家组织所能及。这表明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关切和实践在许多不同社会中都产生了共鸣。
C. 深化社会参与:倡导、行动主义与社会公正
应用民族音乐学日益强调倡导、社会公正和行动主义 2。SEM应用民族音乐学分部的成员表示:“对我而言,区分应用工作的特质在于其倡导和社会公正的方面”,以及“我们将音乐、音乐家和我们自身视为深刻参与社会变革的一份子” 2。克丽萨拉·哈里森的工作明确地对“行动主义民族音乐学”进行了理论化 21,她的研究聚焦于人权、贫困和健康等议题 21。SEM的“音乐与社会公正资源项目”(Music and Social Justice Resources Project)资料库则着重展示了音乐如何在解决社会冲突、排斥/包容以及公正等问题中发挥作用 18。案例研究展示了其在冲突解决(如佩坦的“阿兹拉”和“科索沃罗姆人”项目 13;哈斯克尔关于冲突后社区的研究 16)、公共卫生(音乐与福祉 21;与音乐治疗的联系 22;解决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 27)以及支持边缘化社群 10 等方面的应用。
对倡导、行动主义和社会公正的日益关注 2,代表了民族音乐学者在认知自身角色和责任方面的根本性转变——从一个疏离的学者转变为一个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行动者。这不仅仅是“应用”知识,更是关于如何利用民族音乐学的技能和洞察力来解决系统性不平等问题和促进人类福祉。早期对应用工作的定义较为宽泛(例如,“将音乐付诸实用” 1)。后期对“社会公正” 2 和“行动主义” 21 更为突出的强调,表明该领域内部日益意识到其在促进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潜力。这种转变可能受到社会科学领域更广泛的参与性学术趋势的影响,也是对紧迫全球性问题的回应。它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伦理承诺,即不仅要理解世界,还要积极致力于使其更加公平。这种行动主义的转向,必然要求对传统的研究伦理和方法论进行重新评估,推动研究和参与采用更具协作性、社群驱动性和政治意识的方法。传统的民族志方法,即使意图良好,也可能延续权力不平衡。行动主义民族音乐学 21 内在地要求与社群建立一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一种建立在团结和共同目标之上,而非疏离观察的关系。这自然导致了诸如参与性行动研究(PAR)和基于社群的方法(将在第四部分讨论)的采用,这些方法优先考虑社群的声音和能动性。当研究与社会变革明确挂钩时,伦理风险会更高,这要求研究者对其立场和影响进行更严格的反思。
IV. 方法论创新与当代前沿
本章将探讨当代应用民族音乐学中显著的研究方法论转变,包括参与性方法和诸如去殖民化等批判性视角。同时,本章也将触及这些实践的全球影响,并设专门小节讨论其在中国的具体情况。
A. 参与性行动研究(PAR)与社群为本方法的兴起
当代应用民族音乐学者日益转向参与性行动研究(PAR),积极融入音乐社群,并直接为其福祉而努力 10。PAR赋权社群来定义研究目标并从研究成果中受益 11。这是一种协作性的方法,研究参与者共同参与知识的创造过程 11。以社群为本的参与性研究(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CBPR)则让原住民和地方社群的多方成员参与数据收集,并将研究成果的所有权和表述权让渡给他们 29。《以社群为本的参与性研究手册》(
Handbook of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30 虽然涵盖范围更广,但也表明此类方法在涉及社群的研究中,尤其是在与应用民族音乐学有交集的公共卫生领域 27,已经相当成熟。陈瑞明(Tan Sooi Beng)在《牛津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中的章节便讨论了“通过参与性方法实现文化参与和所有权” 16。
PAR和以社群为本的方法论的采用 10,标志着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过程的根本性民主化。它超越了研究者作为唯一专家的模式,转向知识共同生产和研究成果共享所有权的模式。传统的民族志研究,即便初衷良好,也常常维持一种等级秩序,即研究者提取信息并为学术受众进行阐释。相比之下,PAR明确旨在打破这种等级秩序 11。这种转变不仅是方法论上的,更是深刻的伦理和政治层面的,旨在赋权社群,并确保研究直接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和优先事项。它反映了学科内部的一个学习过程,是对榨取式研究实践批判的回应。此外,对“参与性”和“以社群为本”方法的强调,内在地重新定义了民族音乐学工作的“影响力”。成功的衡量标准不再仅仅是学术产出,更包括伙伴社群内部的实际效益和能力建设。诸如“为他们(社群)服务” 10 和社群“从成果中受益” 11 等表述,都表明了研究目标的重新定位。知识不再仅仅为了其自身(或单纯为了学术晋升),焦点转向了与社群共同定义的实际成果,如文化复兴、福祉改善或政策变革。这对应用民族音乐学者如何设计项目、获得资助以及评估其成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B. 民族音乐学的去殖民化:批判与新方向
一场旨在“去殖民化民族音乐学”的运动正在兴起,它呼吁对该领域与其研究对象(人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进行批判性讨论,并致力于解决对原住民音乐的殖民主义表述问题 29。在此背景下,去殖民化涉及优先考虑原住民的声音,建立超越学术界的社群对话 31,并开展合作撰写项目和以社群为本的参与性研究 29。查韦斯(Chávez)和斯凯尔奇(Skelchy)32 反对将“去殖民化”仅仅用作社会正义的隐喻,他们指出,去殖民化要求在权力关系、世界观以及学者角色方面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他们提议通过去中心化西方艺术音乐、实施原住民方法论以及在教学和研究中采用去殖民化路径来实现音乐研究的去殖民化。这种批判延伸至民族音乐学对某些定性研究方法的依赖,认为这些方法可能阻碍理解和表述 29。
去殖民化民族音乐学的呼声 29,代表了该学科最深刻的自我批判,承认其历史上与殖民权力结构的纠葛,并寻求从根本上重构其认识论、方法论和权力动态。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类似,起源于殖民背景,西方学者常常研究非西方的“他者”。去殖民化运动 29 认识到这些历史根源可能已将殖民偏见嵌入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中。查韦斯和斯凯尔奇 32 认为去殖民化并非仅仅是一个隐喻,而是要求“根本性转变”,这强调了这一挑战的深度。它并非表面的改变,而是从根本上反思谁拥有知识、谁的声音被赋予特权,以及民族音乐学探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去殖民化的方法论超越了参与,致力于真正的权力共享以及将原住民和非欧洲中心知识体系置于中心地位 32。这对课程设置、研究设计、出版实践乃至学科中“学术”的定义本身都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明确呼吁“实施原住民和非欧洲中心的方法论和知识体系” 32,这不仅仅是简单地包容多元声音,更是承认在特定情境下,替代性的认知和研究方式同样有效,甚至更为恰当。这可能催生全新的民族音乐学成果形式,挑战传统学术文本的首要地位,并接纳由社群定义的知识传播形式。这也意味着学者有责任反思和摆脱主流的西方学术规范,并对根本不同的方法持开放态度。
C. 全球视野下的应用民族音乐学(聚焦中国)
《牛津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收录了来自11个国家的学术成果,其研究范围遍及世界各大洲,显示了该领域的全球性广度 10。
中国实践:
中国的民族音乐学通过田野调查方法研究各民族音乐特征,并影响着音乐教育 33。张伯瑜在《牛津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中的章节对中国的应用实践进行了“分析性回顾” 16。中国的音乐教育运用民族音乐学方法,鼓励探索和欣赏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以促进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34。实际案例包括在大学环境中展示和教授少数民族传统乐器,如维吾尔族的达卜、弹布尔和哈萨克族的冬不拉、库布孜、斯布孜额等 35。课程设计方面,例如“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课程,会融入劳动号子等内容,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勤奋和团队合作精神 36。
当前,中国传统音乐在西方和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下面临衰退的担忧。应用性努力聚焦于通过教育、媒体(如利用抖音等平台)和文化产业化来复兴传统音乐 37。诸如《中国新说唱》等流行节目因其融合传统元素而受到关注 37。然而,也有批评指出,中国的高等声乐教育可能过分强调西方作品和技巧 33。克丽萨拉·哈里森也曾用中文编辑过应用民族音乐学专著 21,这表明了该领域在中国的积极互动和讨论。
中国的应用民族音乐学似乎与国家文化政策目标紧密结合,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框架内推广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利用音乐教育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认同等方面 33。对“促进民族间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强调 34,在国家级大学中系统性地教授少数民族乐器 35,以及通过传统音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37,都表明应用民族音乐学实践与国家层面的文化议程高度一致。这与一些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情境形成对比,后者可能更侧重于草根行动主义或挑战国家叙事。
全球化和现代化给中国传统音乐带来的挑战 37,为应用民族音乐学创造了特定的语境,推动了将传统与当代媒体和流行形式相结合的创新性保护和传播努力。提及使用抖音和《中国新说唱》等流行音乐节目来推广传统音乐 37,表明了一种务实的文化可持续性方法。这表明中国的应用民族音乐学者正在积极探索如何使传统形式与年轻一代以及快速变化的媒体环境相适应。这是全球应用工作的一个关键领域,但具体的策略以及国家支持或参与的规模可能在中国情境下具有独特性。对过分强调西方声乐技巧的批评 33 也凸显了在平衡本土传统与全球影响方面的内部张力。
V. 持久主题与未来轨迹
本结论性章节将综合阐述持续塑造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核心伦理考量,并反思该领域持续的演进和潜在的未来方向。
A. 应用工作中的伦理要务:所有权、表述权与责任
美国民族音乐学会(SEM)的“伦理考量”声明强调,要对他者文化的价值观保持敏感,关注有关资料的专有权问题,认识到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并对合作者及其社群负有长期承诺 38。民族音乐学中的伦理思维受到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但也承认责任超越了直接的联系 39。需要在尊重差异与参与共享世界之间取得平衡 39。文化所有权和知识产权问题至关重要。安东尼·西格(Anthony Seeger)与巴西苏亚人(Suyá)的合作经历,凸显了西方版权法在处理社群共有的传统音乐方面的不足,以及研究者在录音资料方面所承担的复杂责任 40。档案机构在管理此类资料的所有权方面也面临挑战 40。通过音乐来表述文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存在着文化挪用、错误表述和刻板印象的风险。尊重的表述需要彻底的研究、对权力动态的认知、协作以及对文化所有权的承认 41。
由于全球化、数字化以及世界音乐的商业化,应用民族音乐学的伦理图景变得日益复杂。这要求持续和动态地参与伦理原则的探讨,而非依赖静态的行为准则。西格对录音和版权的担忧 40 具有先见之明。如今,随着数字发行和全球音乐市场的发展,传统音乐被剥削或错误表述的可能性被放大。SEM的声明 38 承认田野调查可能“为未来未预料到的、可能是剥削性的录音和其他文献使用创造或促成基本条件”。这意味着伦理责任超越了最初的研究阶段,延伸到文化资料传播的长期管理和潜在后果。因此,应用民族音乐学者不仅要精通文化理解,还必须善于驾驭法律和商业框架。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核心伦理挑战在于处理研究者(通常来自主流文化或机构)与他们合作的社群之间固有的权力不平衡,确保参与是真正协作、公平和赋权的,而非榨取式或家长式的。知情同意、对专有权问题的敏感性以及长期承诺等原则 38,都是为了减轻这些权力不平衡。向参与性行动研究(PAR)和去殖民化方法论的转变(在第四部分已讨论)是对这一挑战的直接回应。然而,即使采用这些方法,也需要持续的警惕和自我反思,以确保民族音乐学的“应用”真正服务于相关社群的利益并尊重其能动性,特别是在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所有权问题时 40。
B. 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持续演进:可持续性、韧性与新前沿
应用民族音乐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 10。杰夫·托德·蒂顿关于“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可持续性、韧性和适应性管理”的工作 16,指出了对应用项目及其所支持的文化实践的长期可行性和影响的关注。他的博客也涵盖了音乐与环境正义议题 18。克丽萨拉·哈里森的研究将音乐与气候变化影响联系起来 21,为环境人文学科和政策领域的应用工作开辟了新前沿。该领域与文化政策制定(哈里森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包容性政策实验室专家 24)、公共卫生 26、冲突解决 1 乃至音乐产业(尽管伴随着伦理审视 16)等不同领域均有交集。
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未来可能会以日益增强的跨学科性以及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和社会不平等等紧迫全球性挑战的参与为特征。这将要求民族音乐学者发展新的技能组合,并与传统学术界以外的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哈里森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 21 和蒂顿关于可持续性的工作 17 标志着该领域范围的扩大。参与环境政策 24 或全球健康倡议 26 等议题,需要与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医疗专业人员和非政府组织合作。这意味着应用民族音乐学正朝着成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解决工作中一个更为整合的参与者的方向发展。应用民族音乐学中“可持续性”的概念 17 是多层面的,不仅包括音乐传统本身的可持续性,还包括实践这些传统的社群及其所居住环境的可持续性。这种整体观可能会推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文化可持续性” 26 是一个核心目标,但蒂顿的工作明确地将音乐与“社会和环境正义” 18 以及“适应性管理” 16 联系起来。这表明一种理解,即音乐的活力往往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福祉相互关联。因此,未来的应用项目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例如,许伊布·希珀斯(Huib Schippers)的“音乐生态系统” 16),考虑这些相互依赖性,以期实现更具韧性和整体性的成果。
VI. 结论
应用民族音乐学自其早期萌芽以来,经历了深刻的演变,从最初侧重于音乐搜集与保存,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致力于通过音乐实践解决现实问题、促进社会福祉和倡导社会公正的成熟分支学科。其发展历程反映了对学科自身角色、伦理责任以及与所研究社群关系的不断反思与重塑。
早期比较音乐学和民俗学研究中固有的“应用”冲动,虽受到时代背景的局限,却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查尔斯·西格对“应用音乐学”的早期呼吁,以及美国民族音乐学会(SEM)内部应用民族音乐学分部的建立,标志着该领域制度化和合法化的重要里程碑。学者们如杰夫·托德·蒂顿、斯凡尼博尔·佩坦和克丽萨拉·哈里森等人的开创性工作,不仅在理论上挑战了学术与应用的二分法,更通过具体的实践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拓展与深化,尤其是在倡导、行动主义和社会公正等层面。
方法论的创新,特别是参与性行动研究(PAR)和以社群为本的方法的兴起,以及对去殖民化议题的深入探讨,正从根本上改变着知识生产的方式和研究者与社群间的权力关系,力求实现更为平等和赋权的合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等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实践,展现了其与地方文化政策、教育体系以及应对现代化挑战的独特互动模式。
展望未来,应用民族音乐学将持续面对复杂的伦理挑战,尤其是在文化所有权、表述权和研究责任方面。同时,随着其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的交叉融合日益增多,该领域必将展现出更强的跨学科特性和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追求学术严谨性与社会相关性相统一的历史,其核心在于坚信音乐不仅是研究的对象,更是理解人类、连接社群和推动积极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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