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现状：理论视野与本土实践

一、引言：音乐地理学在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定位

A. 界定音乐地理学：核心要义与学科交叉性

音乐地理学 (music geography) 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致力于以地理学视角研究音乐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映射出的空间实践，以及音乐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间的复杂关系 1。它不仅与文化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多个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产生交叉，还深度融合了音乐学、人类学、传播学、环境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1。国际学界普遍认为，音乐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涵盖声音景观 (soundscape) 特性、音乐及其文化价值、不同音乐流派的地理特性（涉及本土、国家、全球等不同地方尺度）以及音乐在地方认同塑造中的作用等多个方面 3。它亦可被理解为文化地理学下的一个新兴分支，主要关注乐种的空间分布、动态变化及扩散过程，将音乐视为一种独特的地景要素进行剖析 4。为中国音乐地理研究确立一个清晰且与国际接轨的定义，对于将其置于全球学术对话的框架内至关重要。国内文献如《地理科学进展》中对音乐地理学的界定 1，已开始体现出本土学者对这一领域核心内涵的理解与构建。

B. 音乐地理学在中国的关联性与兴起

尽管中国历史上对音乐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认知源远流长（详见第三部分A节），但“音乐地理学”作为一门规范的学术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仍处于相对初级或“尚未真正起步”的阶段 4，与国际上该领域已相对成熟的研究体系相比，存在明显滞后 2。即便如此，中国音乐学界与地理学界已涌现出一批学者，开始从不同侧面探索二者的关联，其研究多集中于对音乐的地域性分类或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特征等 4。推动中国音乐地理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源于通过空间维度深入理解中国丰富多样的音乐传统、剖析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对音乐生态的深刻影响，以及探究音乐在塑造地方乃至国家认同感过程中的独特角色与机制的迫切需求。这一部分旨在明确中国音乐地理学所具备的巨大潜力及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通过文献回顾，可观察到其“新兴”4与“滞后”2并存的复杂图景。

C. 中国音乐地理学“滞后”现象的多维度审视

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的“滞后”状态 2，并非仅仅体现在研究成果数量的不足，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结构性与方法论层面的挑战。这一现象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研究方法上一定程度的保守倾向、诸如“声音景观”等跨学科理论框架在中国学界引入和应用的相对迟缓，以及地理学与音乐学之间历史上可能存在的学科壁垒。

有研究指出，当前中国音乐地理研究采用的方法仍以深度访谈、社会网络分析等传统的社会学方法为主，而国际上广泛运用的民族志、文本分析（包括对歌词、乐谱的深度解读）、声音漫步 (sound walks) 等新兴方法尚未被国内学者普遍采纳 2。同时，尽管“声音景观”理论被认为是极具潜力的革新性范式 5，其在本土研究中的全面铺开与深化仍需时日。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路径依赖 2，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分析的深度，特别是在捕捉音乐在特定场所中的体验性与身体性维度方面——而这恰恰是当代文化地理学与声音景观研究的核心关切。这种方法论上的审慎，可能是导致研究滞后感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尽管音乐地理学被定义为交叉学科 1，但真正的跨学科融合可能尚未充分实现。地理学者可能缺乏系统的音乐学训练，而音乐学者也可能未能充分借鉴和运用地理学的理论工具与空间分析技术。因此，所谓的“滞后”更多是关乎理论与方法论深度的质性问题，而非单纯的量化产出不足。要改变这一局面，不仅需要增加研究数量，更关键在于推动研究范式的革新，以及更广泛地接纳和应用创新性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D. 历史认知与学科形成的张力：中国音乐地理学的独特语境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已展现出对音乐与地域关系精妙的早期认知 5，然而，音乐地理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规范化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却相对晚近，且仍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4。

例如，早在先秦时期，《吕氏春秋·音初篇》便记载了夏后氏、涂山氏之女、殷整甲、有娀氏分别创造“东音”、“南音”、“西音”、“北音”的传说，表明当时人们已意识到音乐因方位不同而各具特色；《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更是直接反映了音乐与地域的紧密联系 5。这种悠久的文化直觉或可称为朴素的音乐地理思想，与现代学科的“新兴”状态 4乃至“非常滞后”的评价 2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或许暗示了传统文化智慧向现代学术体系转化的过程中存在某种断裂或迟滞。其原因可能涉及20世纪中国特定学科发展轨迹、西方学科分类体系的影响，或是某一时期此类传统知识未能在地理学或音乐学的学术研究中获得应有重视等复杂因素。因此，当前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这份历史意识的重新发掘与连接，并尝试将其置于当代学术理论（包括引进的国际前沿理论）和方法论的框架下进行阐释。这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能够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现代学术探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地理学话语体系。

II. 理论思潮：塑造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多元视野

A. 文化地理学的持久影响及其演进

音乐地理学的早期研究，无论在国际还是中国，均深受传统文化地理学的影响，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音乐的区域划分、文化扩散、音乐现象的空间结构、音乐文化生态以及音乐文化景观等方面 5。中国文化地理学者尤为关注传统民间音乐（如民歌、戏曲）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空间格局形成的地理背景 5。

近年来，国际上“新文化地理学” (New Cultural Geography) 的兴起，以其对空间的社会建构性、表征、展演以及身体维度的强调，正逐步对中国的相关研究产生影响 6。有文献指出，新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虽仍处于“边缘地位”，但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文化地理学者已开始关注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探讨社会成员赋予地理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作用 6。学者们开始将非表征理论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和再物质化 (re-materialization) 等思潮引入到身体地理、食物消费地理、情感地理、记忆地理、景观地理和厨房空间等具体研究议题的梳理中 6。刘晨等人（2016）将广州的音乐现场视为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的研究便是一个例证，该研究发现音乐现场成为不同参与者的行为与地方认同之间的联系和协调节点 3。这表明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正被尝试性地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案例，并开始触及音乐地理学领域。这一理论转向，促使研究者从关注音乐的静态分布转向探究音乐实践的动态过程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B. 声音景观研究：聆听地方与音乐的新维度

“声音景观” (Soundscape) 概念的引入，为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该理论强调主观的聆听经验及其在建构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和文化认同中的核心作用 5。它促使研究从以往文化地理学中偏重视觉和文本的路径，转向更为包容的、包含听觉在内的多感官体验，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对地方性的理解 5。声音景观理论认为，声音是人们认知世界、理解地方的重要方式之一，相较于客观的观看或凝视，主观的聆听更能激发人们对地方的强烈情感，因而在地方感建构中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5。

声音景观的研究范畴广泛，不仅包括音乐，还涵盖了特定环境中的所有声音元素，如自然声、人工声，乃至记忆中、联想中、文化习俗中以及社会交往中的各种声音 7。这一视角将音乐从孤立的艺术形式，转变为嵌入特定环境的声音体验进行考察。中国学者张晓虹在陕北民歌的研究中，成功运用声音景观理论，深入分析了地方、政治与陕北民歌这一标志性声音景观的传播及其历史演变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7，为该理论在本土的实践应用树立了典范。声音景观理论的引入，不仅与文化地理学的经典论题“文化生态”相契合，更重要的是阐发了声音在感知地方、表征地方文化中的独特作用与意义，推动了基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特质的文化地理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进步 5。

C. 其他交叉学科视角的融合

音乐地理学的跨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必然从多个相关学科汲取养分。音乐学，特别是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地理学在关注音乐与地方文化关系方面有着天然的亲缘性 5。中国音乐学者凭借其在乐曲分析方面的专长，为辨识和理解不同区域音乐风格的内在差异贡献了重要的专业知识 5。

社会学则为中国音乐地理研究提供了常用的研究方法，如深度访谈和社会网络分析等，这些方法在当前的研究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 2。环境学与生态学的理念则与“音乐文化生态”这一研究主题紧密相关，有助于理解音乐文化与自然及人文环境的共生关系 5。此外，随着研究议题的拓展，新的交叉点不断涌现。例如，对数字音乐创意网络的研究 9 和对短视频音乐内容生产地理格局的分析 10，则自然地引入了媒介研究、传播学乃至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与方法。这些多元视角的融入，共同构成了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日益丰富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D. “理论引进”模式及其深层意涵

观察中国音乐地理学，特别是新文化地理学和声音景观研究等前沿领域的理论动态，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特征，即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引进与在地化调试的驱动。这种“理论引进”模式无疑极大地丰富了本土研究的视野和分析工具，但也引发了关于构建真正具有本土原创性理论框架的深思。

文献明确指出，国内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的景观研究是在西方思潮影响下展开的尝试性探索 6。同样，声音景观理论也是由R. Murray Schafer等西方学者率先提出，而后被中国学者如张晓虹等引介并应用于本土案例分析 5。更有研究报告在总结国际音乐地理研究进展时，明确提出其目的在于为“完善中国音乐地理研究体系提供借鉴和启示” 2。这一系列现象表明，当前中国音乐地理学的理论创新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国际（主要是西方）既有理论成果的吸纳与应用。

这种学习和借鉴对于学科的快速发展和视野拓展无疑是积极和必要的。然而，若过度依赖外来理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植根于中国独特社会文化土壤和深厚历史文脉的原创性理论的孕育与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此已有所反思，并开始呼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地理学景观理论体系” 6，以及“推动基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特质的文化地理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进步” 5。这表明，从理论应用走向理论原创，将是中国音乐地理学未来发展中一个关键且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这不仅需要对引进理论的深刻理解与批判性吸收，更需要研究者对中国本土音乐现象及其地理意涵进行更为细致和富有洞察力的发掘。

E. 中国音乐地理学主要理论视角及其应用举例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当前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所采纳的主要理论视角及其在本土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下表进行了梳理：

此表旨在通过将抽象的理论概念与具体的本土研究实践相结合，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中国音乐地理学理论应用现状的结构化框架。它不仅揭示了哪些理论工具正被中国学者所运用，也有助于识别那些可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或应用的理论视角，从而为未来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III. 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的发展轨迹

A. 音乐与环境关系的早期认知

中国对于音乐与地理环境之间内在联系的认知，可以追溯至遥远的先秦时代，远早于现代“音乐地理学”学科概念的形成。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已朴素地揭示了古人对音乐地域性差异的敏锐观察和深刻理解 5。

例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与《吕氏春秋·孟春纪·音初》等篇章中，便提及黄帝命伶伦制作乐律，以及不同方位的音乐（如“东方之音”、“南方之音”、“西方之音”、“北方之音”）由不同氏族或人物（如夏后氏作东音，殷整甲作西音等）所创造的记述，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已将音乐的风格特征与特定的地理方位和部族文化联系起来 5。更为人熟知的是《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它以不同诸侯国的诗歌（配乐演唱）来展现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堪称早期音乐地域性表达的典范之作，清晰地反映了音乐与特定地域之间的紧密关联 5。这些古代文献不仅注意到音乐与自然地理环境的联系，如气候、物产对乐器材质和音乐风格的潜在影响，还洞察到音乐与社会人文环境的复杂互动。例如，《吕氏春秋》中“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的论断，以及孔子“礼崩乐坏”的感叹，均表明音乐被视为反映社会秩序、道德风尚乃至政治兴衰的一面镜子，其特定风格的流行与特定地域的社会人文状态息息相关 5。这些早期的认知和论述，为后世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学科构建，提供了深厚的本土文化渊源和思想启迪。

B. 研究焦点的重要里程碑与关键转变 (20世纪至今)

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的现代发展，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学科意识逐渐觉醒，再到理论自觉和议题拓展的演进过程。

• 20世纪早期： 受到西方文化人类学中“文化圈” (Kulturkreis) 理论思潮的影响，部分中国音乐学者开始尝试对世界音乐形态进行宏观的比较分析，并试图提出如“音乐文化圈”、“音乐方言区”、“音乐语言风格区”、“音乐文化区”等概念，以阐释音乐的地域差异问题 5。这一时期的研究带有较为明显的文化比较色彩。
• 20世纪60年代： 一些地理学者开始借鉴和运用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音乐的区域划分、音乐文化的扩散路径、音乐现象的空间结构以及音乐文化生态等问题进行探讨。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民间音乐中的民歌 (min'ge) 和地方戏曲 (xiqv) 这两大类别 5。这些研究带有鲜明的地理学学科倾向，长于从区域整体视角分析音乐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但在音乐风格的细致辨识与音乐学本体分析方面，则可能受到研究者自身音乐学素养及所获取音乐材料的限制 5。
• 20世纪90年代： 音乐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几乎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更为系统和深入的学理来阐释音乐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标志着中国音乐地理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
  • 1991年出版的《汉晋文化地理》一书，专辟章节讨论汉晋时期的音乐与地理环境，系统梳理了该时期中国音乐的流变及其地域差异的形成，并尝试从历史背景与地域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形成机制 5。
  • 几乎在同一时期，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先生，在多年民族音乐田野调查与理论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在其重要论文（如《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中明确指出，若要深入揭示音乐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立足于音乐学本体，还必须积极借助其他相关学科（特别是地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5。乔建中的这一论断，对于推动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跨学科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被广泛认为是倡导构建中国音乐地理学体系的关键人物 12。
•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发展： 在乔建中等学者的推动下，音乐地理研究在中国地理学和音乐学两个学科领域内分别展开，并逐渐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和侧重：
  • 文化地理学者的研究路径： 延续了对不同音乐体裁（尤其是传统民歌和戏曲）地理分布特点的关注，着重探讨其空间格局形成的地理背景与驱动机制 5。
  • 音乐学者的研究路径： 尽管其研究主题在宏观上与文化地理学者相似，仍以讨论音乐的空间区划、地理分布、扩散变迁及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问题为主，但由于他们谙熟乐曲分析方法，使得其在研究传统音乐地理分布时，更能准确把握音乐风格的内在差异与细微变化 5。
• 近期趋势： 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思潮的涌入和本土研究的深化，中国音乐地理学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动向。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声音景观” (Soundscape) 理论的引入，被学界寄予厚望，认为其可能为尚处于发展中的音乐地理学带来理论与方法上的革新 5。同时，研究议题也日益拓展，从以往偏重传统音乐转向对当代音乐现象的关注，例如对城市音乐现场的研究 3，对数字音乐创意网络空间格局的分析 9，乃至对短视频平台中音乐内容生产地理分布的研究 10 等，都反映了中国音乐地理学与时代发展同步伐的努力。